序

 

這是集中記敘我的伯父的一篇散文。伯父是我少年時期最難忘的親人。在之前的幾篇文章中我都曾提到過自己的特殊身世。我出生后過繼給了叔父，這在農村很常見，不常見的卻是我對生父和養父的稱呼，從小家里人讓我叫叔父為“爸”，叫生父為“伯”，也就是伯父。

其實，家鄉的習俗是把父親呼“大”，把父親的哥哥叫“伯”，把父親的弟弟稱“爸”。這么看來，我是沒有名稱上的父親了。長大后才意識到，婆婆（奶奶）這么安排，那該有多么高明啊。因為在婆婆心中，我降生到這個家，并不獨屬于哪個父母，而是屬于一個“大家”，有著天然紐帶的使命，以連起她兩個兒子的小家，這和給我起名叫“家全”是一樣的用心。

養父自我懂事起就在周至縣城工作，而我卻留在眉縣老家和伯父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伯父在我十三歲時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就成了我少年時期最難忘卻的親人。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寫過，伯父四九年參與了時代的巨變，擔任解放寶雞時的支前運輸小隊隊長，趕著自家的馬車運糧到前線，因此而成為家鄉最早的一名黨員，擔任家鄉的第一任村支書，直到十多年后病倒。

雖然我和伯父同住一屋內，同吃一鍋飯，但對伯父的記憶卻是零零碎碎，因為伯父擔任大隊書記實在太忙了。每天清晨我還沒有醒來，伯父就出門了，夜里我已睡去，他才回來。那時我上小學，白天在學校，三頓飯回家，但伯父卻總不在家，他和干部們在大隊部的大鍋灶吃飯。

伯母看著我們姊妹整天見不到伯父，就給我們講伯父的故事。通過伯母的講述，我才知道了伯父的許多事情。當然，伯父再忙畢竟在一起生活，還是能見到他的生活片段。通過聽到的故事看到的情景，就在腦海里編輯成了類似于一部永久循環播放的電影片段。

 

跑山創業

 

從伯母口中得知，我們劉家原本也是大戶人家，在爺爺年輕時因遇匪禍家道衰落，爺爺因有木匠手藝，他帶著全家人靠著手藝漂泊于家鄉方圓三十里的一些村落，這在《婆婆樹》文中已有詳敘。

漂泊中爺爺又去世，婆婆真成了孤兒寡母，她帶著十六七歲的伯父，八九歲的姑姑，五六歲的叔父，不能再漂泊下去，便借居在娘家一孔閑置的土窯洞里。婆婆的娘家是當地楊家灣的一個富戶人家。伯父這時已成壯勞力，就給舅舅家當長工，后來一直干到長工領班，這么一干就是十七年。在這期間伯父娶了伯母，有了我的大姐二姐三姐和兄長。

在伯母眼里，伯父極能吃苦耐勞，更會籌劃過日子，尤其是他在給親戚家當長工時，數百畝田地的收種作務全由他一人張羅，所以當他不再打工而自立后，只用了短短幾年，伯父就靠著勤勞吃苦會過日子，當然最重要的是進山搞副業，家鄉人叫“跑山”，伯父硬是買下了一片獨院地，置下了幾十畝好田。

伯母常夸伯父是一位極優秀的莊稼漢，干得一手好莊稼活。同樣一處田，伯父耕作糧食收成就好；同樣的草料，伯父喂養的牲口就肯上膘。

伯父更會計劃，啥季節干啥活，伯父門兒清。種莊稼季節性很強，一般家庭農忙時人手不夠，農閑時卻無所事事，伯父卻把一年安排的滿滿當當，農忙時下地干農活，農閑時上山搞副業。

那時家鄉的秦嶺還沒有政府林業局來管，也就是山林是無主的，家鄉人只要能吃苦，農閑時往山里隨便跑跑，干小點能補貼生活，干大些還能買地置房。這些副業中輕松一點的是藥客進山挖藥，我的本家四爺就是一位老藥客，他年年進山挖藥材，賣藥材的錢能湊合著供全家一年的零花。

挖藥材這個行當雖然輕松，但要懂行，比如挖豬苓，在地下埋著，沒有相當的水平找都找不到，一般的鄉民根本干不了。簡單一點的就是割掃把竹子做成掃帚賣錢，簡稱割掃帚。要么砍木材扛出山自用或賣錢。伯父兩樣都干，扛木頭主要是為家里蓋新房備料，割掃帚則是為了賣錢，因為伯父有個夢，他要靠跑山賣錢置地蓋房，讓劉家再度興旺起來。

伯父把農時季節把握得好，只要農閑，伯父就往秦嶺里跑山。跑山是非常辛苦也很危險的活計，山間險徑有可能一腳踩翻跌下崖去，即便順利，扛上掃把竹或木材連續跑幾十里路，那簡直是要累死累活的。

關鍵是跑山還要有搭伴，一個人不行也不敢。那時養父雖已成人，伯父卻很少帶，他不愿讓弟弟吃那么大的苦。伯父就找本村年輕人搭伴，但他們都嫌太苦，陪一次就罷手了；伯父又到鄰村找，幾乎找遍了附近村子里和他關系要好的人。

伯父跑山和別人不一樣，別人扛木頭多是現砍現扛出山，木頭很濕，扛不了多少，大木頭還要二三個人抬。伯父扛木頭卻是把樹砍倒刮皮曬干了再扛回來。別人割掃帚往往不挑品質，而伯父割掃帚，把一大半時間花在找上品掃把竹子上。

通常，春天里伯父干完地里活后就會跑山，他找上搭伴，背上干糧和鋪蓋，天不亮就出門了。好在我家離太白山的北出口遠門山口不太遠，伯父天亮時分就能進到山里。

掃把竹是一種特殊的小竹子，長老了也只是像灌木那樣一叢叢的，因為本質是竹子，所以只長在秦嶺的大山深處。這里日頭落得早，上山只找到有竹子的地方，天就黑了，伯父他們便找個石洞，抱些枯草鋪一下，身子鉆進去睡一晚上。

春天的深山夜晚寒氣彌漫，但身子冷還不是大問題，大問題是有危險，這里常有狼和黑熊出沒。為了嚇唬野獸，伯父就在洞口燃起一堆火，既能防備狼熊，又能驅驅寒氣。

第二天天一亮，伯父和搭伴匆匆吃些干饃，喝點山水便上山了。這時滿山的樹還沒有長出葉子，站在山溝向山坡上嘹望，很方便就能找到一片翠綠，那就是掃把竹林。

伯父他們趕過去察看掃把竹的品質，這時伯父往往與搭伴發生分岐，伯父沒看上眼前這片掃把竹，搭伴卻覺得可以，最終相持不下時，伯父就獨自離開繼續找，搭伴留下，自己收割了這片竹子。

    終于遇見了品質好的掃把竹，伯父馬上擼起袖口動手割起來，他干活很猛又很有耐性，而割竹子是很費力氣也費刀刃的，割一會鐮刀就純了，伯父用帶去的小磨石磨鐮刀，同時也稍微歇一下氣。割到中午再下到溝里吃點干饃喝點溪水，稍微休息一下接著再割。

伯父因為把時間花在找好竹子上，他一整天便割得少，搭伴已經割夠了，伯父還在忙著，搭伴已經在山溝下躺著攢勁，伯父則一人留在山坡上繼續割，等割夠了，打梱背著下山，和搭伴一起出山。就因為伯父挑竹子仔細，搭伴覺得和伯父一起跑山太花時間，往往下次就不愿再跟了。

伯父把背回的成梱竹子散開，靠在院墻周圍讓自然風干，這時滿屋滿院都是竹子的清香。伯母說家里人都喜歡聞這樣的清香，這清香就是生活的盼頭。靠在墻上的竹子風干了，伯父就抽出一些細長的竹子在火上烤軟，用它把掃把竹縛編成掃把。

縛掃把可是個技術活，上百根竹子縛在一起，要一根不松動不脫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伯父有辦法，他先把掃把竹分成兩股，頭對尾用烤軟的細竹子扎住，再把對著尾的頭硬順過來，在兩頭扎緊，最后把掃把頭分開平鋪地上，將掃把手把抬高，用木板平壓，這樣壓模幾天，掃把成品就好了。這么縛的掃把，單根竹子永不松動脫落，同時掃地面寬，還有一定傾斜面，自然就是優質品了。

伯父把上好的掃把成品扛到十里外的槐芽街市賣出。街市上賣掃把的不少，想買掃把的人們一家家挑，只有伯父的掃把竹量足品質好有斜面，所以伯父的掃把總是出手快，還能賣個好價錢。

再看伯父扛木頭。也是在春天，因木料樹長在淺山，當天進山就能當天回家，并不需要帶太多的干糧，也不用帶鋪蓋。這種情況下伯父有時會帶上叔父作伴。他們天不亮便出門趕往山里，在林間挑直溜點的樹，同時要選好出來的路，因為山間地形復雜，很多時候是木材很好，但運不出來。

找到了木材樹，選好了下山路，伯父便掄起大斧直砍選定樹的根部。空山回音大，有時伯父的斧砍下去發出“哐”的聲音，周圍的群山間也跟著“哐哐哐”地響起來；有時伯父的斧砍下去發出“咚”的聲音，周圍的群山間也跟著“咚咚咚”地響個不停，形成了奇妙的好似鑼鼓的合奏聲，這實在是伯父要中興劉家的催征鑼鼓啊。這聲音讓沉重的力氣活能稍微輕松一點。

伐樹是很費勁的重活，伯父砍一會，換養父砍一會，養父干不慣這么重的活，太累了就扔下斧頭賭氣不干了，伯父也不怪他，自己拾起斧頭繼續砍，終于砍倒了一棵大樹，伯父只讓養父削枝刮皮。他們干累了就歇一會，吃點干饃，喝點山泉。

當夕陽西下，伯父兄弟倆把已經削枝刮皮的樹桿拖到一處空地，順在一起擺放整齊，表明這是有主的木材，就結束一天的勞作，出山回家。

這些去皮的木林經過一整年的風吹晾曬，到了第二年春天已經干透，伯父倆兄弟再次進山，順著原路找到那堆木材，伯父扛起一條檁，養父扛起二根椽，他們一起出山。由于山路崎嶇，扛著很長的木料不是這頭碰就是那頭撞，扛出山其實很不容易。

要問跑山有多累，我倒沒從伯父那里聽過什么說法，養父卻是一輩子念念不忘，他一生中不管遇到多么大的事，只要與年輕時跑山扛木頭一比，再苦再累的事就都不算啥了。

    正因為極端的苦和累，跑山才是家鄉最能吃苦的莊稼漢翻身的主要辦法。對我們劉家來說，跑山也是伯父中興家業的最好途徑。看看業績，跑山第一年，伯父就買下了一片莊基地，蓋起了草房，劉家徹底結束了漂泊和借居，終于有了安身之地。跑山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伯父都是以每年十多畝的速度增買著田地。

毫不夸張地說，正是伯父跑山硬生生地跑出了劉家的自立和初興。自小就聽伯母講，那時真不怕窮，也不擔心翻不了身，就怕誰家不肯吃苦，又懶得不行，既不愿節儉也不會計劃，那這家人受窮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洗牙

 

    現在不論城鄉人們都講口腔衛生，刷牙已成為每個人每天的生活習慣，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家鄉的村子里，人們并不刷牙，偶爾哪個村在外工作的人回村住幾天，要是刷牙被人瞧見了，就會成為村里人取笑的話題，要議論上好一陣子。作家路遙在《人生》里把是否刷牙作為文明與落后的分界線，的確是有素材依據的。

伯父自然也不刷牙，但他卻洗牙。

那時候村里人洗臉，通常全家只一個臉盆一條毛巾，臉盆是燒制的陶土盆，又重又笨，很容易打碎，所以許多農家只讓大人用，娃娃們的洗臉就是大人用手沾上水在臉上抹幾下完事。有的家大人連給孩子抹臉也省了，上學前這些孩子每天就挺著大花臉滿村跑，上學后能好一些，但仍然每天都有一些大花臉坐在教室里，以致我們上小學那陣子，有一段時間老師早上要站在教室門口查洗過臉沒有。

我家卻不同，伯父和伯母很重視我們姊妹的個人衛生。伯父準備了兩個臉盆，一個是陶土的，大人們用；一個是銅制的，伯父專門讓我們姊妹用。伯父這么安排，就是為了讓我們每天早上認認真真地洗個臉。

而伯父洗臉后的洗牙是最引人注意的事。如果那一天早上我醒來得早，就能“觀賞”伯父洗牙的全過程。

伯父早早起來，他在院子里洗完臉，端著盛滿清水的大口茶杯，來到院子外的打麥場邊蹲下，先噙一口清水，右手食指中指輪番伸進口中，在上下牙床的內外橫拉豎刮，左伸右縮，如同拉鋸，拉刮幾下吐掉口里的水，再噙一口清水重復上面的動作，直到一杯水用完。

    那個時候公社所在地的農具雜品店里的確沒有牙刷牙膏，離我們很遠的大鎮子槐芽，百貨商店里還是有的，為什么伯父不用呢？這個我曾聽伯母說過，伯父作為勞模去城里開會，住招待所后也曾用過牙刷牙膏，回來就不用了，仍然繼續用他的老辦法：手指頭搓牙洗牙。

伯父是一位地道的莊稼人，一輩子不識字，卻干得一手出色的莊稼活，雖然當了多年的大隊支書，農民的本色絲毫不減。由于全家早年信了福音教，這直接帶來了文明的生活習慣，所以伯父一直很重視個人衛生，自然也包含口腔衛生。

其實，伯父主要是怕脫離群眾，因為用牙膏牙刷刷牙，滿口的泡沫星子亂飛，讓鄉親們看見了，會認為他不識字，卻洋氣了輕飄了，成了上等人了。于是他還是收起從招待所帶回的牙膏牙刷，繼續堅持他的手指洗牙的習慣。

這樣的手指洗牙在當時的鄉村非常少見，所以農村人的牙病便特別普遍。在我當“赤腳醫生”后發現，那時村里鄉親一到五十多歲，牙齒就開始脫落，到六七十歲基本脫光。而伯父直到晚年患了重病，仍是滿口白牙。在我長大學醫后，才知道用手指搓牙雖然不衛生，卻有按摩牙床健齒固牙的功效，這也許是伯父一直擁有滿口白牙的原因之一吧。

 

玩具槍

 

伯父留給我最深印記的另一件事，就是他送給我一件正規的商品化的木制兒童玩具手槍。這么一樁小事為什么永難忘記？

那時的農村孩子，完全得不到正規的商品化的兒童玩具。一方面是因為絕大多數家庭相當貧窮，只顧吃飯穿衣都十分拮據，很少家庭有余錢買吃穿用以外的物品。二是正因為沒人買，農村商店的兒童玩具一類貨品就很少。

    所以，那時我和村里的娃娃們一樣，沒見過正規的制作精細的兒童玩具。但孩子成長又離不開玩具，尤其是男孩子，最喜歡玩槍，家里大人要是會木工活兒，就做個木質手槍之類；家里大人不會木工，就用鐵絲彎個手槍給孩子。我曾經用小刀把一小塊木板一刀一刀削成了手槍的樣子。我們用這樣的武器玩戰斗游戲，盡管所持的武器土得掉渣，但大家玩起打仗來卻是極為投入。

為什么當時的少年兒童喜歡玩槍呢？當然是社會環境造成的。自六十年代開始，階級斗爭和革命傳統教育在全國推行起來，這些都與打仗和武器聯系著。

更前一點從公社化開始，農村的行政編制也是按軍事化進行的，每個自然村不叫村而叫小隊，每個大行政村不叫大村而叫大隊，這就是按全民皆兵進行的編制。不光是編制，實際上每個大隊都有上百人的基干民兵連，大隊長任民兵連長，管著槍支，大隊書記任連指導員，管著子彈。

伯父一直擔任著大隊民兵連的指導員，為了安全，他還把幾箱子彈帶回來放在家里。基干民兵那是要持槍的，也就是那種老舊的步槍，聽大人們說有的還是“漢陽造”。民兵連平時要扛槍訓練，我和小伙伴們最喜歡圍觀的就是民兵訓練。

不光身邊有這樣舞槍弄棒的活動，在農村巡回放映的電影，也多是打仗的故事片，像“小兵張嗄”“地道戰”“地雷戰”“冰山上的來客”“虎膽英雄”等等，至今都記憶猶新。這樣的環境熏染，在我們年少的心田里，種下的是槍桿子是武力是革命是斗爭的根苗，而我和小伙伴們的游戲自然也是以舞槍弄棒為主。

這樣的氛圍也影響了伯父。這一年他被選為基層黨支書的代表，到省城開會，這還是他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進城。大約過了一個禮拜，伯父胸前戴著一朵大紅花，提著個布包回家了。一進門顧不得喝口水，就喊我到身邊，說帶回了好東西，話音剛落就從布包里掏出精美的紙盒子給我。當時兄長已經上中學不在家，弟弟還小。

    我接過紙盒走到一邊急切地打開看，原來是一把木制的手槍。手把和槍身就是一塊木板，但做工相當精細，所有棱角都打磨得很圓滑。關鍵是這槍還有一根薄鐵皮卷成的槍管，槍管后有槍栓和彈簧，隨槍帶了一袋塑料球當子彈，向后拉槍栓，從槍口裝入子彈，扣動扳機，就能打出一顆或幾顆子彈到幾米遠。

這可真是一件寶貝啊，不僅外形逼真，還真的能發出子彈，而發出子彈時聲音也很大，就是“啪”的一聲。

伯父從省城回來的消息馬上傳到了村里，村里愛熱鬧的叔伯們來家里聽伯父講省城的趣聞，因為他們一輩子離開村子沒超過三十里地，沒見過汽車，沒坐過火車。我的玩伴們也跟著大人們來了，來看我的洋槍，我讓他們一個個裝進子彈射擊，隨著“啪，啪，啪”槍聲的不斷響起，大家的熱情立時被激發，很快就分成兩個陣營，玩起了攻防游戲，而我自然成了進攻方的“司令”。

此后在我的帶領下，我們村的孩子們還和鄰村的娃娃們“開戰”，當然也是我揮著這把手槍“發令”。直到有一次和鄰村小伙伴“開戰”時，踩倒了鄰村一片麥子，鄰村的大人們前來交涉，我們的“戰事”才告一段落。

不要小看這把精制玩具手槍對我的影響，正如我在《母親花》一文里把伯母種下的蜀葵花看成激勵我走向成功的原初心理潛質因素之一一樣，在這里我還要把伯父送的這把玩具槍看成激勵我走向成功的另一個原初心理潛質因素。

由于這個物件的精制，讓我從小有了人造物品審美認知的覺醒。在見到它之前，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大自然的野性之美，人造的物品卻都是粗陋的，比如農村土木匠做的家俱農具。而手槍的發彈功能，則誘發了我對機械的好奇心，雖然最后沒有走向工程師職業。還有一點最為重要，因為有了它的加持，讓我一直有機會當娃娃頭，這又使我從小形成了不甘人后，總想擔責負任的一把手心態，這也許才是我創業做事最大的內在心理潛質因素。

 

公家人

 

伯父是一位極能吃苦又很能干的莊稼漢，他通過種地與跑山，只幾年就買下了獨莊院落，蓋起了新房，還置下幾十畝良田，照這樣下去，可想而知要不了多久，劉家便會成為當地的富戶人家，復興幾十年前劉家的家業。

但歷史的長河在一個特殊的年份出現了根本性的轉向。

四九年七月，中國社會發生巨變，扶眉戰役中伯父被國民黨兵當作“共諜”差一點打死，還有他所信仰的福音教本身也是追求大同世界，這和當時中國社會巨變所宣示的大目標一致，所以當扶眉戰役結束，寶雞戰役開始，伯父就主動加入到了支前小隊中，趕著自家的馬車為解放軍送軍糧。伯父的這一經歷，我在《伯父的生死時刻》一文中有詳細著筆，這里不贅述。

寶雞解放后，工作組來到家鄉，目標就是找到伯父這樣的人。工作隊找到了伯父，希望他入黨，參與到新社會的建設中。伯父和全家已經信福音教多年，在工作隊的勸說啟發下，伯父毅然退教入黨，擔任家鄉大村最早的一任黨支書。此后，他幾乎是以渾身熱血，滿腔赤誠，把自己的全部心力獻給了公家。

那時，給公家干事可不像后來，那時所有公家的工作歸為一點就是集體化，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最大的特點是集體化，而且是從小集體到大集體。然而集體化卻是逆著歷史所形成的習慣進行的，可想而知，那樣的黨支書該有多么難當！

就從土改算起吧。土改運動，那是要把村里大戶人家的地分給小戶人家的，這事雖然由上面派的工作隊完成，但本村的黨支書在運動中要發揮骨干作用。

原本都是一個自然村的鄉親，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被分地者和拿地者許多還是本家，上推幾十年是一個祖爺爺，現在卻要突然變臉不認人，分了人家的地。盡管當時是大勢所趨，大戶對分地也不敢說個“不”字，但天荒地老傳下的信條卻在刺激著小戶：那地若不是人家祖上傳下，也是后人千辛萬苦置下，別人憑什么白拿？

    但是，這地必須分下去，而且有時間要求，可以想見伯父主持這項工作有多么困難。為了推動這項工作，伯父提出先分了自家的地。這就是伯父，為了推動工作，他首先從自家下手。后來經土改工作隊測算，我們家的土地畝數達不到分地程度，也就沒有分，但拿大戶人家的地，伯父卻要帶頭。就這樣我們家還分到了上齊馬寨一戶地主人們叫馬保長家的二畝地，這二畝地離我們家五里路遠，收種極不方便，為了帶頭伯父還是積極地接受下來。

分了地沒幾年，又一場運動來了，就是合作化，具體為辦農業合作社。之前上面推廣過互助組，因為是自愿原則，結果搞得很不順。當時土地剛分下去，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剛剛調動起來，糧食開始豐收，卻突然要合在一起種地，不要說農民不愿意，就連農村干部也想不通。

    但這又能算什么，要看大方向，集體化才是“正道”。

這次運動可沒有過去那么柔軟了，合作化的動作大多了，要辦合作社，上面直接下令限時間，把分下去的地一律收上來。

土改分地，在農民心里要克服的是“人不能白吃白拿”的觀念，但畢竟是上面要分，自己得好處，所以阻力并不大，大戶人家的地很快被分了。這次要反過來收地，不僅和千百年來的傳統相反，也是從農民手里奪財，可想而知這場運動的困難有多大，工作有多難做。

伯父仍然知難而上，這次他能帶頭辦一件大事了，就是把自家的幾十畝地直接交出來。在伯父的帶頭下，家鄉的合作社很快搞起來，甚至比外鄉都要順利。由此，伯父成了鄉村基層干部的示范人物。當然了，在這同時伯父也讓周圍的鄉親們不滿，但伯父不以為意，更加積極地投身到后面的集體化事業中。

意外的是，這場合作化運動在我們鄰村卻出了一個例外，就是上崖村的一個農戶，只有老兩口，土改前家里有幾畝田地，屬于自耕農性質，互助組時他就拒絕入組，合作社時他更是鐵了心不入社。聽村上人傳“野百姓”的故事，才知道了一些細節。

當時，在伯父的帶頭下，在工作隊的推動下，家鄉的合作化很快就要完成，只剩下上崖村的那個犟老頭。伯父親自上門勸他，他只說一句：那幾畝地是祖上傳下來，他不能當敗家子，就再不說話。

工作隊的人對他做思想工作說：“合作化了你不是沒地了，而是地更多了啊！”他反問：“那種啥咋種我說了算嗎？”工作隊的人又說：“地合在一起用機器收種，你不用操心人還輕松。”他卻說：“那等機器來了再說吧，我就知道種地要下苦的。”

     村里一些青年積極分子見他不吃軟的，就上門威脅說要抓了他判刑，他卻哈哈一笑說：“這不更好了嗎，有人管飯了！”工作隊沒有辦法，伯父也只好作罷。從此這位鄉民就被大伙叫“野百姓”，他一直單干著。

這里的“野百姓”當然是指農村集體體制外的人，農村體制內的人叫“社員”。當然，如果以是否吃公糧為標準，社員仍屬于體制外，而城鎮以上的工人和干部，才真正屬于體制內。

記得在史無前例的大運動中，我參加大隊組織的“農業學大寨”修梯田運動，一次路過上崖村時，正巧碰見了這位“野百姓”，他正趕著自家的毛驢向原上馱糞，我看到那么重的糞土把毛驢背壓彎了，毛驢馱得非常吃力，就問他為啥不換個車拉糞。

誰知“野百姓”一張口就懟了我一句：“我要用上車拉糞，還不把×××氣死了 ！”這×××可是“四個偉大”啊，“野百姓”還知道誰是堅決要合作化的，竟在大運動最盛時說出這樣不知深淺的“反動話”。當然他是在我面前說的，我雖然感覺突兀刺耳，卻也不會向上打小報告，即便打了也應該沒人管，他就是一介體制外的“野百姓”，不傷誰不礙誰，誰去管呢？

在伯父的“治下”居然隱藏著一個“野百姓”搞單干，這在當時并沒有成為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好像大家都把他的存在遺忘了，這實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當歷史的腳步來到了一九八一年，農村居然要解散生產隊，真的分田單干了，人們這才發現原來在伯父多年當書記的地方，居然有一個人從來就沒有入互助組，沒有入合作社，也沒有入人民公社，而是一直單干著。盡管那時我的伯父和“野百姓”老倆口都已經去逝多年。

結果，這個時候“野百姓”反而出名了。一時間，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去了調研，官方的媒體記者也去了要報道，甚至省里有位著名作家也去了。為了創新作深入生活，他在我的家鄉縣掛職當副縣長。后來我還見到了這位作家，他來學校為同學們開文學講座，我請他吃飯，席間聊起“野百姓”的事，他說那個“野百姓”的原型已經成了他下一部小說里的一位人物。

這位作家說，為了這件事他還查閱了有關資料，到所在村去調研，發現“野百姓”的事在全省極其罕見，最多也就是個位數的存在。這么特殊的情況當然是上面批準的，但主要與當地的干部冒險犯上包容有關。

    據作家講，一般情況下，如果當地干部向上打報告說硬逼某人入社可能要出人命，上面通常會放過這個不入社的“野百姓”，然后重點查處當地干部的政治立場堅定不堅定，稱職不稱職。

這可是個大問題。想想看，誰愿意冒這個政治風險放過一個“野百姓”，還不是想方設法逼他入社嗎？只要政治正確那怕逼出人命呢！可是伯父居然冒著被上級不信任并隨時查處的風險，包容了這位“野百姓”。而最神奇的是伯父居然沒事，一直穩穩地當著書記，看來讓“野百姓”存在，也不是伯父一個人的“功勞”，還需要開明的上級啊！這位上級至少應是縣委書記，或者更大的地委書記，甚至省委書記吧。

接下來，五八年搞大躍進，城里要招大量工人，那時的家鄉人居然沒有人響應，他們對進入體制內吃公糧完全無感，甚至認為離開了土地就失去了根。這種情況下伯父又得帶頭，就讓我的養父報名出去工作，養父自小就在家鄉的齊鎮當過香煙手工作坊的學徒工，當然很高興，當下就被招工到了周至縣城，當時周至眉縣已經合縣。

從后來的結果看，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養父和我的命運，養父一輩子生活有保障，退休后住老家，同樣的小時伙伴，就他有退休金，這當然是不錯的，但對我來說則是根本性的改變。

我從小有機會進城，見識和感受城市的社會生活，讓我在農耕文明和工商業文明之間激蕩，這對于開闊我的眼界，拓展我的觀念，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這也許正是我后來還能干點事的原初潛在動力。對此我在之前的《第一次進城》文中已經詳敘。

不過在當時的家鄉，村里人卻掀起了一陣口風狂潮。有的說，伯父是為了自己的工作業績“耍積極”，不顧弟弟的意愿硬逼他外出；更甚者有人還議論是伯父不想讓養父分出家產，逼著養父到外面參加工作。實際上人們不久便發現，“吃公糧”才是最好的正經前途，結果后來又成了同地區一些人羨慕嫉妒恨的對象。

與大躍進同樣火紅的是公社化運動來了，原來的鄉改為公社，行政大村改為大隊，自然小村改為小隊。伯父繼續擔任家鄉的大隊黨支書。公社化運動的目的之一是種地也要有大計劃。所以公社化后，農民種地受到了更多更細的管束，比如上面說糧食要大增產，必須密植，小麥過去一畝地用三十斤種子，現在就用六十斤。

有經驗的老農對這個沒有信心，但在上面統一指令下，伯父還要督促下面執行。執行的結果可想而知，待成熟的麥子一遇風雨大片倒伏，結果只能收個稗子麥粒，好在我的家鄉屬丘陵地，麥子倒伏也只是一塊塊，造成的是部分減產而不是大片絕收。減產就減產吧，反正是集體的，又是上面讓密植的，但伯父卻免不了讓大家在背后議論。

讓伯父真正難熬的是“三年困難”時期，先是大躍進，各級政府為了爭政績，糧食產量層層夸大，好在當時家鄉夸大產量還沒到畝產萬斤這樣離譜的程度，但即便按夸大的畝產量繳一部分糧，也給各生產隊造成了嚴重的缺糧，于是，一些生產隊就悄悄藏點糧食，以讓村里的公共食堂在野菜飯里多一點點主糧。

很快，上面懷疑下面私藏糧食，派出工作組到各處反“瞞產”。伯父所在的大隊個別小隊的確有瞞產現象，伯父也隱約感覺到了，但到底查還是不查，這讓伯父非常為難。查下去，這些村的公共食堂只能全是野菜和玉米芯淀粉了，如果不查，又怎么向上面交代？

伯父最后還是選擇了回避。現在想來，伯父能做到這一點，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因為之前多年，他對上面的指示和安排，執行起來從不打折扣，向來老老實實認認真真，現在卻要他打破已經固化的堅守，想想這該有多難？

在這件事上，等我長大反觀那段歷史時，才意識到伯父的不作為后果是什么，那幾乎是必然的，這就是對社員群眾來說，饑荒只導致了浮腫病流行，并沒有造成餓死人的嚴重后果；而對伯父來說，卻因此給自己帶來了災難性后果：這正是他在后來的“四清運動”中挨整的主要原因。

 

“集體樹”

   

    伯父干公家的事特別繁忙，我那時年歲又小，而伯父平時又很嚴肅，所以在我兒時的印象中，與伯父發生交集的事情非常稀罕。但有一件事卻終身難忘，而且每每想起，內心總是五味雜陳，這就是還在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挨過伯父一頓很兇的訓。

那時的孩子們，自小要幫大人干活。小到什么年齡？最起碼是從有記憶時就開始了。這個年齡還不能用工具，便干一些徒手活兒，比如拔豬草拾麥穗一類。再大點到上小學時，就要用農具干活了，比如用鐵锨鏟土一類。就像我們家，伯父在大隊忙公家的事，叔父在外縣工作，兄長上中學在外住校，弟弟還小，我當時也只是個小學生，卻長了高個子，論男勞力，劉家就數我了。

所以，我自小就在家里干著力氣活，而最多的力氣活是鏟土墊豬圈。那時家家都養著豬，一是養大能賣點錢，一年的里外開支就靠這個；二是能攢點豬糞給自留地里上肥，要攢就要用土蓋住，這活每天都要干，就是先從土崖上挖下土，用籐條籠轉運到豬圈，再用鐵锨撒開土蓋住豬糞。

干這活要利索，就要用得心應手的鐵锨。而家里大人們用的鐵锨太大，我用著很吃力。聽大人們說公社的供銷合作社里有小一點的鐵锨，我就一門心思想買回來。

這天我帶著攢了一年也舍不得花的零錢，到公社所在地小法儀的供銷社去，在農具柜臺里邊的墻上，果然發現了小鐵锨頭，比大人用的小了近一半，明光锃亮的，锨形非常好看，雖然沒有帶把還不完整，但正是我心里那種理想的樣式，我趕快掏了錢讓售貨員取下，提著這心愛的東西趕回家。

看著亮光燦燦的鐵锨，心里真高興，想著這下可有得心應手的鐵锨了。那種心情，大概比現在的年輕人第一次得到蘋果手機還愜意。小鐵锨沒帶手把，那就自己安一個形狀竅道比較好的。家里并沒有這樣的木棍，我就到莊子周圍各處的土坎上找野樹。趕巧，很快就在我家東邊柿子溝邊找到一棵野椿樹。

這棵樹長在溝坡的兩棵大柿子樹之間，有一丈多高，小孩胳膊般粗，關鍵是它的形狀在靠近根部有點自然彎，用它安在鐵锨上，應該特別能用上勁。好，就是它了，我揮起提著的斧頭，一陣急砍砍倒了小樹，扛著它回家，放在大門外的打麥場上開始砍枝削皮。不一會就把小樹削得光溜溜，截取中間的一段，拿來小鐵锨頭，比劃著削出插頭插進手把安裝進锨套里。

其實安手把的木材是一定要陰干的，就這么濕著安進去，要不了幾天就會因木材干縮而脫把，但我怎么能等下去呢？顧不了那么多了，先讓這心愛的小鐵锨飛舞起來吧，我好墊豬圈蓋豬糞，為家里攢更多的肥，讓自留地里的收成更好一點。

正在我拿著安好的鐵锨比劃時，伯母從大門走出來，看見我忙著安鐵锨把，夸贊說：“家兒長大了，要干大人的活兒了。” 話音剛落，她又看見伯父從龍頭嶺坡上走下來。伯父通常白天都在忙工作，他一整天也不回家，伯母看見伯父這時候回來，有點意外也有點高興，就對伯父說：“看看咱們家兒自個安鐵锨把了，真是長大了。”

伯父邊走邊跟著夸：“好，好，是長大了。”當他走到近處看見滿地的樹枝樹皮樹葉，臉色馬上陰沉下來，他以威嚴的語氣問：“這锨把樹在哪兒砍的？”

    我順手向柿子溝一指說：“在溝邊。”

伯父快步走到我剛砍樹的地方一瞧，馬上轉回來，一臉怒氣地朝我發起了火。

    他瞪著眼睛大聲喊著：“誰讓你砍那棵樹的？那是隊里的你不知道嗎？隊里的一棵苗都不能動你不知道嗎？你怎么這么不懂事？要是大家都亂砍隊里的樹，那不無法無天了嗎？”

我被伯父突如其來的發作嚇懵了，腦子一迷糊，呆呆站在原地一動不動，甚至連委屈的哭都忘了。因為長這么大，伯父雖然一直很嚴肅，孩子們都不好接近，但還從來沒有這么兇過。

我后來也想到，按著當時伯父的情緒，放在任何一個其他家庭，他肯定會動手打人的，他那么兇的態度，就是典型的為肢體暴力的鋪墊和配合。

但伯父沒有動手，甚至連動手的跡象也沒有。因為伯父自年輕時就入了福音教，這讓他革除了鄉村普遍存在打罵孩子的陋習，盡管按當時他的情緒已經到了該動手的程度，但那個無形的約束卻捆住了他的手腳。這當然是我們姊妹們的幸運，而老家的農村這樣沒有暴力的家風，的確少見。

伯父的發作讓伯母有點意外，她很是不平，就在一旁替我辯護：“那棵樹是野長的，長大了會遮柿子樹的光，砍了就砍了，再說砍了又不是當柴禾燒了，是干正經事了。”

伯父一聽馬上就朝伯母發火：“娃都是你慣的，這么小就拿著斧頭砍隊里的樹，這叫侵占集體財物，要是大人干那是犯法的。”伯父說著說著就上綱上線到了法律層面。伯母也不好說什么，就把我拉到懷里以示支持，不再啃聲。

伯父這時候可能意識到他對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突然發這么大的火似乎有點過了，就緩下來一點口氣說：“你們不知道現在保護集體財產事有多大？！說重點隊里的一根草都不能動。我天天忙公家的事，最要緊的就是保護集體財產，這下倒好，帶頭搞破壞了。”

伯父深深嘆了口氣，接著說：“我給隊長去說，該罰該扣就讓隊里處理。”說完從我手里抽走了鐵锨把，連著那個小鐵锨頭，大步向村子走去。不大一會，伯父又提著那把小鐵锨走了回來，新木把還在上面安著。

伯父把小鐵锨往墻上一靠，說：“剛給隊里說好了，扣我半個月的工分。”說完，匆匆走進院子又匆匆出門，轉身快步走上了龍頭嶺，又忙公家的事去了。

其實，我家是獨莊，樹從柿子溝砍來，砍樹的事伯父不說，村上人不會知道。這就是伯父，他對公家的赤誠容不下一絲的摻假。

伯母走過去拿來小鐵锨遞給我說：“你伯是個直性子，他當個書記也不容易，啥事都要帶頭，都得管。算了，這事就過去了。”

伯母希望這事盡快過去，但給我內心留下的震動和陰影卻久久難以退去。只要一想到這次挨訓，心里就有許多的委屈，因為當時的我覺得那就是棵野樹，長大了要遮住柿子樹的光，柿子樹也是隊里的，柿子溝的柿子樹才是正樹。但是，我砍的樹的確長在集體的地里，按理確實不該私自砍掉。

這件事在村子里也沒有馬上過去。有一天我拿著小鐵锨在大路上拾牛糞，村里一位長輩正好路過，看見了我手里的新木把鐵锨，就順口說：“家兒，你伯罵你了吧，娃娃為了勞動干活，砍棵野樹做锨把這有啥嘛，你伯太認真了，你看看咱這野河灘，年年長新樹，又能留下多少呢，還不是都被人砍了嗎？”

聽到這樣的話語，剛平靜下來的心緒又被攪動起來，對伯父的怨氣又在滋長。最終伯母發現了我的心事，就問是不是村里有人說了砍樹的事，我承認了，把村里人說的話原模原樣說給了伯母。

伯母聽了，臉上露出異樣的神情，現在想起來那就是無奈、痛苦又生氣的樣子。伯母對我說：“你伯為了公家的事，一直在得罪人，有些是上面讓他管，他肯定要管，有些確實是他太認真，總想著把集體搞好，但祖祖輩輩都是各家種各家的地，過各家的日子，這會兒都要放在一起種地，一起過日子，實在是難啊！”

伯母稍微停了一下又繼續說：“天底下最愛孩子的還是自己的父母，別的家里父母有時還打孩子，大人有時候也有不得已。

伯母沒有直接說村里那個叔叔為我說話是在挑撥，但我已經明白了伯母的意思，那個叔叔就是在挑撥我們的父子關系。后來我還知道了更多的情況，他和村里一些人對伯父一直有著深深的怨氣，其實那全是伯父為了集體的利益才得罪了他們。

知道了這些，我對伯父的怨氣漸漸消退，也理解了伯父。再大點，我更對伯父既欽佩又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因為伯父所干的事業，大多是逆著人性反著歷史在開展在進行，而伯父為了這份事業幾乎獻出了一切，卻得罪了大家也傷害了親人，這是需要后人認真總結和深刻反思的。

 

送子當兵

 

如果說伯父讓我的養父到周至縣城工作“吃公糧”，很快被證明是件難得的好事的話，而伯父讓他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兄長去參軍，卻實在是一大奉獻。當時中印邊境自衛戰剛剛結束，許多家庭并不希望兒孫去當兵冒險。

作為大隊書記的伯父，他要做出表率。正好他的大兒子中學畢業了，伯父毅然送他去參軍。后來聽說，當時兄長年齡和身高都差那么一點，而為了讓大隊書記當好表率，起到示范作用，征兵部門還是給予了批準。

然而村里那些對伯父不滿的人卻傳起了另一個議論，他們說伯父是為了表現積極才把不夠標準的兒子送去當兵，估計錄不了，結果卻真錄了。這樣的誅心之論，要是傳到伯父的耳朵里，不知會對他造成多大的傷害！

不過，兄長在伯父心中的地位決不一般卻是事實。只說一點吧，伯母也就是我的生母從生下我的大姐開始，一直到第四個才有兄長這個男孩子，伯父該有怎樣的疼愛都是應該的。

盡管伯父和家人入了福音教，受這個教的影響，從情感上不會輕視女孩子，但從理性上說，一個男孩子對于農業家庭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后來伯父又有了我和弟弟，但從我的兄長出生就形成的特殊身份，由這特殊身份形成的特別關愛也是沒有辦法淡化的。

這種情況在伯父整天忙工作時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表現，但當伯父遭受了一場運動的打擊，從多年大隊書記的位子退下來，接著老胃病又加重，回到家養病時，對當兵的大兒子的思念就沒法擋住了。

我的家鄉地理地貌是一灘兩塬，一灘是由從秦嶺遠門口出山的沙河改道后遺留下的荒河灘，兩塬是荒河灘之東的東塬和之西的西塬，兩塬從秦嶺腳下蜿蜒而北，猶如兩條巨龍，家鄉人把東塬叫東龍嶺，把西塬叫西龍嶺，我們村正在東龍嶺的北盡頭，相當于龍頭犄角的地方，而我家是獨莊，在相當于龍的右眼的地方。

我家門前有一條很陡的小路，出門向西走就出了龍的眼窩，翻到了龍頭上，這里地勢高，家鄉人把這里叫龍頭嶺，這里正好有一條土坎，坐在土坎上向東西北三面望去，遠處的景色盡收眼底，尤其是向北一直望見了渭河，河北的黃土高塬。

    伯父在家養病，只要天氣好，他就會拄上竹桿走上龍頭嶺，坐在嶺坎上向北張望，一坐就是半天，一望就是半餉。

    我曾好奇地想，伯父在望什么呀，靜靜的半天不轉頭。直到有一天雨過天晴，能見度極好，渭河之北的高塬下傳來一聲聲火車鳴叫，一條長長的列車黑影冒著白煙轟轟隆隆地駛過來，又哐里哐當地駛過去，伯父在遠望中頓時打起了精神，我才想到伯父每天坐在這里是在看火車。我的兄長正是坐著那里的一列火車去了遠方，而伯父現在所期盼的，不正是大兒子能坐著又一趟火車，再回到自己的身旁嗎？

那時候部隊要求很嚴，新兵去是不能回家的，伯父也不愿把自己的病情告訴兒子，怕影響他的進步。這樣的情況在現在的年輕人看來難以理解，但那個時候就是那樣，個人在政治上的進步壓倒一切，個人給國家體系的奉獻超過一切，因為個人只是龐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伯父仍然拖著衰弱的病體，每天在龍頭嶺上一坐大半天。后來伯父走上龍頭嶺的坡道吃力了，為了方便上坡，他拄上了一根竹桿當拐杖。拄起拐杖對普通人來說并沒有什么，對一生要強的伯父來講，卻是一次心理挑戰，這意味著他向客觀事實低頭了，承認自己不那么強了，要借助拐杖了。

為了每天順利爬坡，聽到火車汽笛的嘶鳴，看到轟轟而過的火車身影，伯父也不在乎別的了。

伯父就這樣拄著竹桿，每天挪移到龍頭嶺上，長時間坐在那土坎上向遠方眺望，他的身體在眺望中繼續衰弱，直到爬坡十分吃力了才停下來。

 

臥病養病

 

伯父一直有老胃病，有時我會看見他手捂著胸口打嗝，這時就聽見他對伯母說自己老毛病又犯了，飯菜里別放辣子。在他還風風火火當書記時，聽了公社領導的建議，曾去縣醫院檢查，診斷是胃潰瘍病。這種病很難治愈，會時輕時重，但不至于病倒。

不幸的是，伯父在患病中又遭遇了一場聞名六十年代，曾被認為是后來十年大運動預演的那場“四清運動”。當時我上小學三年級，并不懂時政問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才意識到這場運動對伯父的傷害有多大。

首先伯父是家鄉最早的黨員，為了入黨他不顧家人的感受退了福音教。而福音教有大恩于我們家。民國十八年陜西大饑荒，正是福音教堂每天給教民的一升高梁米救了我們全家。其次伯父的確把全部心力獻給了集體，起早摸黑，廢寢忘食，硬是把在農村千百年傳統中形成的個人生活，往另一條集體生活之路上拉，想想這有多難！

再者就是伯父受福音教的影響，他把人格尊嚴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國傳統文化里有氣節論，但伯父不識字，受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主要是民俗文化，而民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主張“好死不如賴活著”那一套，當然也有“人活臉樹活皮”的說法。作為伯父這樣的低層人物，肯定是中式臉面和西式尊嚴的觀念都影響了他，不過后者的影響應該更大一些。

    但那場運動讓伯父完全失去了中式臉面和西式尊嚴。等我長大了點，村里的人半遮半掩地告訴我實情：伯父在那場運動中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那些被伯父因工作而得罪的人利用了這個機會，他們把那段伯父在困難年份沒有追究一些小隊私留糧食的舊賬翻出來，誣告為伯父授意各生產隊截留公購糧。

伯父被逼要交待這個問題，他當然不承認，結果就開批斗會批斗。一群運動積極分子圍坐成一圈，讓伯父站在中央的空地上，周圍人全朝他喊口號。伯父十多年來一直以大家長的身份主持一方工作，許多社員的矛盾、社隊的糾分就靠他主持公道，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咋能接受這樣的羞辱，于是當周圍積極分子朝他再吆五喝六時，他大聲喊：“我讓分什么？是我直接把糧運回家了，埋在后院了！”

那些積極分子哪能認他這個態度，他們一擁而上把伯父架到一個長條凳子上，讓他端正態度交待問題，而伯父仍是那句話：“我把糧運回家了。”這時，周圍的積極分子狂喊口號“對抗運動，罪加一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口號陣陣，營造了暴力氛圍，突然一群人沖上去，用力蹬倒伯父站著的長條凳，伯父一個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地上。

伯父頓時昏了過去，下面的人也不管伯父摔成什么樣子，繼續喊著口號，過了一會伯父的身軀開始抖動，突然“哇”地吐出了一口血水，這時批斗會組織者才感覺到伯父的情況不好，趕忙讓人把伯父抬出會場，當天就送回了家。

那天我放學回來終于見到平時白天很難見到的伯父。伯父躺在土炕上，閉著雙眼，面色灰白，十幾天沒見，已經消瘦了許多，兩頰和眼窩深深地下陷，伯母坐在炕邊抹著眼淚。伯母讓我過去喚伯父，我叫了幾聲，伯父微微睜開眼看著我，用微弱的氣力問：“放學了？”我點點頭。伯父說：“你要好好學習，不要過來看我，我不要緊。”說完就又閉上了眼睛。

當天晚上，接替伯父大隊書記的那位張伯來了。他和伯父的情況很像，也是當地老黨員，也不識字，也一直在他們大隊任書記，和伯父關系很好。這次伯父被安排進了運動會，上面就派張伯過來代理大隊書記。他還沒輪上參加運動。今天伯父被斗倒回家的情況有人告訴了他，他趁著夜色趕來看望伯父。

兩位老友在一起，我和伯母就離開了。過了好大一會，這位張伯出了房門對伯母說：“我看老劉的身體很不好，要趕快去醫院看看。這樣吧，我回去給你二女婿捎個話，讓他拉個架子車過來，先到槐芽醫院，這里近一些。”伯母一時也沒有主意，就說：“好，好，麻煩你了。”

那時候家鄉還沒有鄉間公路，沒有公交車，家鄉人連汽車影子都沒見過，所有的道路都是土路，下雨天踩出的坑凹，天晴太陽曬干后，就成了疙瘩路面。所有的交通不是人拉架子車，就是牛拖木車。像伯父看病這樣的事情，用架子車就行。架子車是牛車的縮小版，一個車箱下面左右兩個充氣的橡膠輪，前面是牛車樣的轅，只不過窄小一點，駕轅的不是牛馬而是人。

第二天一大早二姐夫來了，他在鄰村借了輛架子車，車箱鋪好麥秸桿，放上被褥，他把伯父從屋里背出，放上架子車就出發了，我也跟著去，可以幫著推車。當時兄長在部隊，姐姐已出嫁，弟弟還小，我要當個大人陪伯父看病了。我家離槐芽鎮十多里地，去時是下坡土路，倒也不費力氣，但路面坑坑洼洼，為了減輕顛簸，我們走得很慢。

快到中午時趕到了槐芽醫院，醫生檢查得很認真。那時槐芽醫院已經有了X光機，給伯父喝了一種糊狀藥劑，照了一下X光，和縣醫院診斷的一樣，叫胃潰瘍，這次是潰瘍面出血了，所以人才特別的虛弱。最后大夫開了些藥，特別強調要靜養，不要受情緒刺激，慢慢會好起來。醫囑畢就讓我們回家。我們拉著伯父出了醫院門，二姐夫打聽到槐芽鎮的南塬上有一個土大夫，傳得很神，說是扎針治胃病，二姐夫和伯父商量了一下決定去看看。

    沒想到路雖然不太遠，卻要上一個非常陡的高坡，姐夫在前面拉著架子車，我在后面推，直拉得姐夫滿頭大汗，我也推的氣喘吁吁，。車到半坡實在拉不動了，差點倒溜下去，我趕忙撿來路邊的破磚塊把車輪墊住，我們才稍微歇口氣。看來今天我是來對了，我要不來，姐夫還真沒有辦法上這樣的陡坡。

好不容易找到村子里的那位土大夫，他看了看伯父，卻說身體太虛，不敢扎針，等以后身體恢復了再來。雖然費了大勁卻跑了空，但大夫實話實說，的確是負責任的，我們就告別土大夫，原路返回。由于回家是上坡路，走得很吃力，走一會兒歇一會兒，回到家時天已經黑了。

二姐夫把伯父背上炕，對伯母說，醫院檢查得很細，還是胃潰瘍，大夫開了一個月的藥，叮嚀一定要靜養；要是想到山里養，香山廟那里特別清靜，空氣又好，過些天接過去吧。二姐夫匆匆吃了飯，天已經黑實，他拉著架子車走了。

伯父就在家養病，伯母這下一整天都能見伯父了，也終于有機會服侍丈夫了，她總是那么細心。我放學回來就給伯父端飯端水，難得有這個機會和伯父近距離相處。雖然伯父因我砍集體樹嚴厲地訓斥過我，但我知道了伯父在運動中遭的罪后，不再埋怨伯父，而是為伯父憤憤不平，所以我只要放學回來，就會給伯父跑個腿。

    經過伯母的精心照料，尤其是在飲食方面的細心調理，伯父的身體恢復了許多，。他開始下炕拄起竹桿走到院子外，常常就走上了龍頭嶺，在嶺上一坐就是老半天，他當然仍在看火車，思念大兒子。但當我又長大了一點，開始了解社會時，我就想到他長時間地坐在龍頭嶺的高處，一定不會只想自己的兒子。

龍頭嶺地勢高兀，周圍的一灘兩塬，九里河川盡收眼底，這就是伯父為之奮斗了一輩子的熱土。前半輩子為了自家，從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到獨門獨院一片良田；后半輩子為了公家，從夙夜奉公廢寢忘食到遭批挨斗病痛纏身。

當然這些都是個人遭際，一顆螺絲釘銹了換掉就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這片熱土上，河灘的樹木再也長不起來，已經嚴重的荒漠化，兩塬上的莊稼一茬比一茬弱，正在明顯地低產化。

想想這些，伯父一定會有無盡的憂慮。我放學回家吃午飯，伯母讓我到嶺上喚伯父回來一起吃，有時就遇見伯父正唉聲嘆氣，開始我還以為他在哀嘆自己，但聽見他自言自說前年收成多少，去年收成多少，我才知道他還在操心著集體的事。

原野上的油菜花開了又謝了，田垅里的麥子開始吐穗。天氣漸漸熱起來，地里的農活多起來，社員們一群群下地干活。伯父當干部從來都是帶頭，像現在這樣別人干活他在地邊看，伯父是受不了的。還有一點就是他在運動中挨斗的恥辱，也無法面對鄉里鄉親，當然這只是后來我猜測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他是不愿多出門了。

這一天代理書記張伯又來看望伯父，他帶來了好消息。張伯告訴伯父，最近上面有指示，說前段運動搞過頭了，要糾正。上面要他代向伯父致歉，并說要是伯父身體還可以的話，希望繼續任職。

伯父聽了先是一愣，問：“真的？”張伯說：“真的，剛開了會，會上說的。”伯父聽后深深地嘆口氣：“那么傷人一改就能扳過來？你看看那些年輕人，他們咋成了那樣？！這身子啥也干不成了。”顯然，伯父的確傷了心，他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與上面的希望相反，伯父不但不會任職了，還要住到大山里去。伯父對張伯說，上回女婿說香山的廟里能住，想住過去。張伯說那里好，廟師傅很熟：“你收拾一下，我給二女婿捎個話，讓他來送你進山。”兩位老友現在心情大好，張伯提出中午要吃伯母做的湯面條，伯父聽了少見的笑了笑，隨即吩咐伯母做手工湯面。

第二天，二姐夫趕過來送伯父進山，他要再借一輛架子車拉伯父，伯父說這一路全是上坡，拉不動的，還是走吧，走慢點，天黑前到了就行。二姐夫就背上面粉和伯父的衣物上路了。

伯父拄著那根竹桿，一步步上了龍頭嶺，我和伯母也跟著出門，他們沒有走村里的那條大道，而是從龍頭嶺十字路口踏上了通向西南方向的小路。這條小路繞過了幾個村子，斜穿過荒河灘，盡是一腳寬的荊棘路，路兩邊長著一叢叢野酸棗，棗刺常常劃傷行人的腿。

我們目送著伯父，伯父腳力還好，他又是個急性子，雖然走起路搖搖晃晃的，但似乎又像往日跑工作一樣，風風火火地向前飄去，直到消失在遠處的樹林里。

我問伯母：“他們為啥不走大路啊？”伯母說：“唉，還不是運動把人害的，你伯不想見熟人啊。”

    那時我還小，對成年人的心理缺少共情，長大后真正了解了人性，才知道古人說的“士可殺不可辱”是多么的重要和難得。

地里的麥子黃了，收割了，原野上的玉米起苗了，長高了。伯父進山已經有兩個月了，學校也放了暑假。我多次給伯母說想去看伯父，伯母總說我還小，一定要有人進山才能跟著去，但一直沒有這樣的機會。

這一天我又對伯母說了想進山，伯母再也不好以年齡小限制我的成長，就答應了。伯母把給伯父的換洗衣物裝進布包，又裝進一個早幾天備好的布袋子，袋子里裝著幾十棵嫩核桃。伯母說：“你伯捎話說他想吃嫩核桃，這是咱家樹上的，退掉了青皮，再過些天就不嫩了，正好帶上。”

伯母把我送到龍頭嶺上，她把帶來的一根竹桿塞進我手里，說：“拿上這個，遇到狗擋一下，進山了要打打前面的草，別碰上長蟲。”長蟲就是蛇，是家鄉人最忌諱見到的東西。我也沒有走經過村里的大路，而是順著伯父走過的那條繞過村子的小路出發了。這還是我一個人第一次出這么遠的門，并且還是進山。走了老遠，回頭看伯母，她還站在龍頭嶺上目送著我。

我背著物品走啊走，因為走得急，直到渾身流汗濕透了衣服，口渴得不行，剛好路過家鄉的那條沙河，爬下來口對著水面就是一陣狂飲。

快到中午時分終于進山了，大山一面的坡上有條小路通向山谷深處，小路上沒有一個人影，只有空曠的山野，草蔓的曲徑。一陣恐懼襲來，頭皮發麻，心里打鼓：會不會突然竄出一只狼，還有黑熊之類。想到這里就握緊手里的竹桿，給自己壯著膽小跑起來。

終于看見了遠處的炊煙，煙柱下的廟宇。腿困得不行，先坐在小路邊石頭上歇一會兒。山風吹來，一陣涼爽，頓時又打起精神，那就繼續小跑。廟宇的輪廓越來越清，還看見了廟門前坐著一個人，正好就是伯父，他朝這里張望著。我加快腳步趕了過去。

伯父拄著竹桿站起身子，面色還是那樣灰白，但精神很好，看見我顯然有點意外就問：“你咋來了？”我說：“大媽（伯母）說您想吃嫩核桃，再不送來就放蔫了。”伯父馬上喜不自禁地夸我：“家兒長大了。”伯父把我領進廟宇的側房，他就住在這里。伯父從電壺里倒一杯開水，讓我先歇歇。

    伯父出門我也跟著，他給廟師傅打招呼：“這是咱的娃，來送點東西。”廟師傅似乎也有點意外，朝我看看說：“這么小就敢進山？天闊地方，一臉正象，以后會有出息的。”長大了我才知道，廟師傅是道教中人，給人看面相是他們的基本功夫，只是正統的道教師傅并不以此來討生活。

吃了午飯我到廟宇各處轉轉，居然發現這座廟宇實際是在一片核桃樹林中，這片核桃樹林整整占居了一面山，廟宇周圍全是大核桃樹，有些樹足足有大人一抱粗。再抬頭向高處看，核桃樹上碩果累累，有些枝條垂下來，伸手就能摘到核桃。伯父住在核桃林中，卻捎話要從家里帶嫩核桃，這里的核桃不是更新鮮更脆嫩嗎？隨便讓廟師傅摘幾個嘗嘗鮮又有啥事啊？

    但是，伯父卻讓人從家里帶來核桃，這就是伯父，一個公心永存的伯父，一個對集體財產始終神圣保護的伯父。盡管他在運動中受了那樣大的傷害，但對集體財產的保護似乎已經成為本能。

轉著轉著進到了廟宇的大殿，殿中央供著慈眉善目的主神，到底是哪位已經忘記，但大殿兩邊排列著的兇神惡煞卻是記憶深刻，他們五官夸張，要么怒目圓睜，要么呲牙咧嘴，手里拿的不是利劍就是重錘。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人造形象帶來的恐懼，這一心理陰影長期不退，也許是少年時的腦子里空白多，留下了印跡就很難抹去吧。同時也讓我初次發現了廟宇里的主神形象一般都比較友好，而側神卻總是兇相畢露這一現象。等長大了才知道，童年發現的這一現象，其實是一條規律，主神負責精神感召，當然要慈善，側神負責威嚇，自然要兇惡。

    午飯后和伯父坐在廟宇院子里，開始我們都沉默不語。因為伯父過去忙工作很少和孩子們說話，我還不習慣和伯父主動搭腔。過了片刻，伯父先打破了沉默：“那年你砍了隊里的樹，我發了脾氣，過后就感覺過頭了，你還小啊。那些天我不停地處理在河灘偷砍集體樹的人，正在氣頭上。”

    沒想到伯父會提起這件事，我一時也不知說什么好，就低頭不語。伯父繼續說：“我不識字，只會在家門口把公家交給的事辦好，你們識字了將來能出遠門，就能干更大的事了。”

聽了這話，我突然冒出一句：“干好事也不一定有好報吧！”伯父臉上閃過一絲不安。他說：“可不能這么想，人常說善有善報，我干公家的事，都是為了大伙好，走集體化，一起種地一起生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多好啊！可大伙心不齊，給隊里干活不用勁，地里收成總是不好，社員口糧不夠，隊里收入少，許多人窮得很，這樣下去咋得了？”

    我問：“那要咋辦呀？”伯父說：“還是要靠干部操心帶頭，就是太累了。”我又大膽問伯父：“您不是一直帶著大伙嗎？”伯父認真地回答：“我不識字，講不出道理，只能實干，帶不起大伙啊！”

這是伯父最近距離的一次給我啟示。伯父不識字，講不出大道理，但他這段話表達的意思很清楚，用現在的認知解讀一下就是：一是集體化從主觀愿望上是好的，但客觀上人心不齊，大家不給集體出力；二是干部要有公心要帶頭要組織大伙，稍微松懈一點集體就撐不住了；三是伯父認為自己不認字沒文化，所以沒有帶好大伙。

伯父當年的這些話語，有的擺出了真實情況，有的列出了問題原因，但要有真正的答案，只能等到十多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次重要會議的召開。這是后話。

當天下午我要出山，依依不舍地告別了伯父。伯父送我到出山小路的路口。太陽西斜沒入了山后，我快步向山外小跑，已經走了好遠，回頭還見伯父朝這里望著。路走二遍熟，出山回家是一路下坡，天黑前我就趕回了家，又遠遠看見伯母站在龍頭嶺上向我這里張望。

伯母并不知道我什么時候回來，她應該等了好長時間。我快步趕過去，到了伯母身邊，伯母說：“家兒呀，你走了一會兒我就后悔了，不該讓你去，一天都心神不寧。現在好了。”

我把伯父的身體說給伯母，伯母聽了輕松了許多，但伯父臉色灰白沒有說，而恰恰這才是不祥之兆。等我長大學醫后，知道那是潰瘍病慢性出血造成的貧血，也正是這個并發癥往往造成嚴重的后果。

地里的秋收了，天氣漸漸涼下來，山里越來越冷。又是二姐夫把伯父從山里接出來送回家。伯父回來，我看他的第一眼就覺得又比幾月前面色更白了，也更瘦了。

此后伯父就在家里養病，伯母托人請來了西醫中醫草醫等各式各樣的鄉醫，鄉醫給了各式各樣的藥，用了各式各樣的辦法，伯父的病卻仍然越來越重。到了年底，伯父已經瘦得不成樣子，臉像紙一樣白，眼窩深深陷下去。

伯父感覺到自己的病沒法治了，就勸伯母別再折騰大家和自己了，讓他安靜一下。伯父安靜下來那是一定要回憶自己一生走過的路的。像伯父那代人所經歷的事，我怎么想都覺得他有無盡的困惑和不解。

伯父也許會在回憶中發出疑問：自己為了公家為了集體，那么操心那么帶頭，但大集體的基層工作卻越來越難做，社員們一起干活就是混，出工不出力，隊里的牛越養越瘦，地里的莊稼越收越少，春荒時多半人吃返銷糧，一些家里一床被褥，冬天男女老少睡一個被子下，這到底是咋回事呢？

    伯父也許會在回憶中發出疑問，自己赤膽忠心地為公家辦事，吃飯饑一頓餓一頓，熱一次涼一次，患上了胃病，而自家的事很少顧得上，結果為啥卻有那樣的運動等著，運動中為啥沒人講理，直接就動粗，槍斃了都行啊，為啥那樣糟蹋人，為公家干事的人就不要臉了嗎？

    伯父也許會在回憶中發出疑問，自己那樣把最疼愛的長子送去當兵，社員們卻在背后議論他是為了爭個“革命軍屬”的面子。當兵打仗可能的犧牲先不說，和大兒子同班的中學畢業生都在縣里公社里當了干部，難道“革命軍屬”這個虛名能讓兒子更有前途嗎？

當然最讓伯父心里難受的卻是，這都是因為自己的干部身份，因為自己對這個身份的赤誠擔當，因為自己對集體利益的竭力維護！事實是，普通人家的“革命軍屬”反而沒有負面議論。

伯父還會有許許多多的疑問，他應該有這些疑問，但對于這些疑問的答案，卻要等到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后才有結果，這就是由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和一九九二這三個年份中發生的大事所形成的歷史邏輯！

還是回到伯父的病。后來我長大學醫后才知道，胃潰瘍的慢性出血只能手術切除病灶，否則很難止住出血，病人通常會因為不斷內出血造成嚴重貧血，嚴重貪血造成全身衰竭最后病亡。伯父就是這個結局。這年寒冬臘月，伯父終是沒能抗過病魔，不幸離世，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這正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

伯父病重時，縣委縣府派人來慰問，公社領導親自上門看望。伯父去世后，上面指示公社在我們村子召開了號稱千人的追掉大會，附近幾個大隊的社員和幾所小學的師生前來參加悼念活動。伯父若地下有知，也會得到些許的安慰吧，也會覺得自己當了半輩子公家人，受了那么大的委曲和傷害，只要有了這最后的蓋棺論定就值了吧？！

更進一步說，如果伯父還知道自己走后幾個月，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風暴從城市狂刮到農村，自己將被不由分說地掛上沉重的大木牌，戴上幾尺高的紙糊帽子，押送到曾日夜操勞的各個小隊去游街，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伯父會不會覺得自己早走一步是走對了呢？

這就是我的伯父，一位赤誠奉獻于大時代的基層人物！一位把為大時代忠心奮斗的生命遺產留給后世子孫，讓后人不斷品味細嚼深思那生命遺產背后時代內容的好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