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xiàn)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50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后，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里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后，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后，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后，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jù)說——只是據(jù)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后，他也逃往臺灣。后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復存在。后來又回到臺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tǒng)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后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于《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癡，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xù)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于宴席之間。死后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并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園。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guī)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xiàn)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xiàn)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80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80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于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復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根據(jù)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只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只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fā)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后，由于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后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致，威儀儼然，一絲不茍。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zhàn)爆發(fā)，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20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并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xiàn)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xiàn)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并在，擔心與愛憐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zhàn)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zhàn)結束后，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y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發(fā)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xiàn)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后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里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guī)缀跏浅？汀Ｗ鳛橄抵魅危�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么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絕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贊。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并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作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系，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于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于鉆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據(jù)說后來由于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系。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余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研究。回國以后，迫于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jù)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個騎墻的態(tài)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只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fā)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后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臺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后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么“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并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動不動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fā)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jù)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臺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后，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fā)沖冠，態(tài)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fā)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么，我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zhàn)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xiàn)在籠統(tǒng)稱之為“優(yōu)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后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40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lián)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后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lián)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xiàn)，但是，格于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我現(xiàn)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shù)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么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絕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縵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shù)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于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后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于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zhàn)。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杰，個個義形于色，爭先恐后，萬箭齊發(fā)，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余，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志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里，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后，我腦袋里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fā)表為宜。文章終于發(fā)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愿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xiàn)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于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17000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于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臺灣回來后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里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后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到了臺北以后，才發(fā)現(xiàn)，50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全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guī)律，是人力所無法抗御的。

我現(xiàn)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lián)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shù)千里，往事如云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huán)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后石墻上嵌有“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我站在那里，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xiàn)在眼前，50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xiàn)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的墓前。